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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毕业后因无钱缴交报考费而缀学。我一生的梦想就是重返校园,重返那份纯真,重返那份热爱,重返那多梦的季节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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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1980年代的告密  

2015-04-13 00:10:54|  分类: 网络文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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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陈希我《1980年代的告密》

       写这篇文章时,输入“告密”,才发现没有被设为词。我打的是全拼。难道告密在中国不是个事?或者告密已经远离我们?
       现在讲起告密,总是想起毛时代。即便因为现今,比如“毕姥爷”事件,也是感慨毛时代又来了。确实,毛时代是个告密的时代。夫妻间,情人间,兄弟间,亲朋好友间,都可能产生告密者。我的母亲就被告密过,对单位领导不满,跟一个女同事议论了几句。其实是那女同事找我母亲议论,我母亲觉得人家能把这么私密的话跟自己交流,就视对方为“闺密”了。人家说了,自己不说,不好,就也跟着说。我母亲有这毛病,惟恐冷落对方,生病了,人家来家,也要撑起病体、显得健康的样子去应酬。我也被说遗传了母亲这个毛病。结果,那个女同事转身告密去了,把所有话都安在我母亲嘴上。我母亲从此没好日子过了。
       我小时候,父亲常拿这事提醒母亲。我小小年纪,就知道人间阴险。我早熟,或者应该说是早绝望,应该跟这关系很大。
       但知道不等于做得到,绝望不等于不反抗。性格使然。毛时代已经过去了,到了邓时代,或者说是胡时代。现在对胡评价甚高。那时候好像真有不一样的气象了,思想解放,现代化,重视人才,尊重知识。我刚上大学时,辅导员见我能写会画,办起墙报一把好手,就让我当宣传委员,并叮嘱团支部书记,培养我入党。却不料我是天生的反动派。那时代搞了一阵改革开放,执政危机了,所以又搞“学雷锋”。宣传必须跟上,我却筹划在年级墙报上搞一期反学雷锋专号。我们上年级的大哥大姐从正面反思“学雷锋”,我们小弟就嘻笑漫骂装疯卖傻讽刺“学雷锋”。结果,先贴出来的上年级墙报被人告到省委宣传部,我的也流产了。当时我被系领导臭骂一顿,说:你有才华,有才华的人多了!才华不为党所用,就没有用,还会有危险。那些“右派”都有才华。
       我不知道我这事流产,是否有告密的成分。其实也没有秘密,当初都已经张扬开了。这是我行事风格,有炮当面放,背后不搞手脚。所以我天生走不了仕途。想想,如果为了得到好处,活得像鬼一样,甚至是卑贱的狗,有意思吗?人活着,图的就是爽。那时候,不知道是被“改革开放”、“拨乱反正”的号召所蛊惑,或者干脆就是我这性格,不让说也要说,我言论无忌。还是入党的事,换了第二任辅导员,老实说她还是喜欢我的,也让我争取入党。有一次,在宿舍楼走廊上,辅导员见我,又这么说。我应:“等我信仰共产党了再入!”
       当时走廊满是人。我这么说,辅导员脸都绿了。过后她教训我:你怎么这么傻!这么多人听见,你觉得很英雄啊?牛仔未穿鼻!
       当时我18岁,也许真是觉得自己很英雄。但我说的也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。这话听起来冒渎,其实合理。对一个主义都尚未信仰,对一个组织都未加信任,为什么要去入?至少我对入党是认真的,至少比那些投机入党者认真。我这种人多了,对共产党实际上是大好事。一旦入了,就是真共产党员。
       但那个未被我信仰的政体是不会听我这一套的,那些告密者也深知掌握权力者不会听这一套,于是告密。我这话被人告上去了,当然还有我许许多多的话。当时我未能体味辅导员的惶恐,到毕业分配时,见后果了。我本来是预定留校的,这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,于是我被告了。我惊讶知道,原来有一些人长期收集我的言论,他们都是我的同学。有的还记在本子上,白纸黑字。不止是我,为了争夺好单位,其他同学也被告密,还有互告的:你告我的密,我也告你的密。敢情早就收集着别人的黑材料。还有在宿舍里闲说被记下来的。想想,这些朝夕相处的舍友会是间谍,简直不寒而栗。想象一下,当你一身松懈躺到床上,或者早晨睡眼惺忪之时,嘟哝出来的话,都被某只耳朵招进去,都被一支笔记下来了,这日子简直没法活了。
       自己被告密所害,所以对告密深恶痛绝。毕业后我一度当中学教师,当班主任,我班上有个学生也喜欢告密,偷偷摸摸跑到我这里告状,这样的学生,往往被老师看作好学生。而且他告密,往往不是因为人家损害了他,是为了班级荣誉,为了正义。告密者往往声称自己是为了公义,有人甚至将之跟见义勇为混为一谈。但为公义而见义勇为,是“义人”,为私怨而告状,是“常人”,而告密,哪怕是为“公”而告密,却是“小人”。
       “小人”与“义人”都言“公”,关键就在这个“公”上。是“公权”还是“公义”。比如我,当了班主任,掌握着“公权”,那么向我告密者,很可能就是觊觎着我这“公权”而来的。但“公权”也未必一定滋生告密,如果这“公权”使用正当的话,告密也得不到多少效益。比如对那个喜欢告密的学生,我念及他还是小孩,摸摸他的脑袋,敷衍几句,把他打发了,他就不再来了。
       但其实,我这个班主任也未必就绝对不喜欢那个告密的学生。作为班主任,我也有专制的一面。要把学生管服,专制还真是省力有效的方式。在这种时候,我就希望这学生来充当我的鹰犬。有了这样的学生,我就可以像“老大哥”一样监控学生了。甚至希望全班都是这样的学生。如果学生们互相告密,那么班上人人自危,也就天下太平了。如果再多一点私心,比如想徇私,不能容许学生挑战尊严,那就更需要告密者了。当我无法正当使用“公权”,采取专制,那么就宠爱告密者,告密者就有收益,就会层出不穷。专制是生长告密者的温床。
       许多人怀念1980年代,其实那时代仍然是专制的时代。只不过执政者遮遮掩掩,忽放忽收,一方面想利用民众热情,一方面又怕引火烧身。这个政体从来没有改变过,告密者也从来没有消失过。十多年前,我的导师收个研究生,到毕业时,对方坦白自己就是有关部门安插在导师身边的信息员,不过,他说他从来没有告过导师。据我所知,长期以来,高校招生时,有关方面就有意招进可以成为信息员的学生。这是这个制度的需要,是制度设计的重要部分。
       我长期有个课是大课,几百号学生,黑压压的一片,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信息员。即使有人告诉我有,我也辨别不出来是谁。那些深邃的、甚至是景仰的眼睛背后,都有着怎样脑袋?我委实不知。前阵教育部长警告上课不能讲西方价值观,应该也是学生信息员告密的成果,不可能是学生跟老师正面争论的结果。想想,告密随时都在,硕果随处可见。
       但十几个人的小课,就安全吗?
       即使只有一个人。
       即使没有人。隔墙有耳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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