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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瓦解  

2012-03-31 18:03:52|  分类: 网络文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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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瓦解

中国新闻周刊201210期封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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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瓦解

2009年10月,合肥小团山农庄中,住在农庄里的客人和庄园的员工一起打谷。 摄影/ 张钊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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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称我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瓦解

郭中一在小团山农庄。 图/CFP

重建故乡

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树老墙颓。

此时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忧虑远在农村的故乡。

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发布 《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——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》说,农村“空心化”非常严重。

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。青年男女少了,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,新树苗少了,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——很多乡村,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,大可以用“荒凉衰败”来形容。

与此同时,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。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,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,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。

故乡的沦陷,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,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。

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,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、德性、风俗、传说等以及家族观念为代价。

此时,有一些中国人,开始用行动,重建故乡的伦理、信任,以及生活方式。可以说,各种新的“乡村实验”在不声不响间进行。

80多年前,诗人闻一多的一首诗,可谓这些“故乡”重建者的心声。

故 乡

闻一多

先生,先生,你到底要上哪里去?

你这样的匆忙,你可有什么事?

我要看还有没有我的家乡在;

我要走了,我要回到望天湖边去。

我要访问如今那里还有没有白波翻在湖中心,

绿波翻在秧田里,

有没有麻雀在水竹枝头耍武艺?

先生,先生,世界是这样的新奇,

你不在这里遨游,偏要哪里去?

我要探访我的家乡,我有我的心事;

我要看孵卵的秧鸡可在秧林里,

泥上可还有鸽子的脚儿印“个”字,

神山上的白云一分钟里变几次,

可还有燕儿飞到人家堂上来报喜。

先生,先生,我劝你不要回家去;

世间只有远游的生活是自由的。

游子的心是风霜剥蚀的残碑,

碑上已经漶漫了家乡的字迹,

哦,我要回家去,我要赶紧回家去,

我要听门外的水车终日作鼍鸣,

再将家乡的音乐收入心房里。

先生,先生,你为什么要回家去?

世上有的是荣华,有的是智慧。

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,

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水里,

湖岸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,

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,

我要看如今还有没有这种事。

先生、先生,我越加不能懂你了,

你到底,到底为什么要回家去?

我要看家乡的菱角还长几根刺,

我要看那里一根藕里还有几根丝,

我要看家乡还认识不认识我,

我要看坟山上添了几块新碑石,

我家后园里可还有开花的竹子。

在未知的故乡,耕读传家

“什么是家乡?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,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;它是一个‘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’的地方。”怀着对故乡的一种信念,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乡开办农庄、书院,不是隐居,甚至不是叶落归根,而是“践行”。

本刊记者/朱雨晨(发自安徽肥西)

郭中一永远是一头乱发,向后飘散,突出亮堂堂的大脑门。无论是什么话题,他都是微笑着,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徐徐道来,个中却不时夹杂着老顽童一样的尖刻。

我们从他的故乡谈起,谈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口乡,现在叫铭传乡。身为台湾的大学教授,他却放下一切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办农庄、书院。不是隐居,甚至不是叶落归根,而是“践行”。郭中一说,这种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实现。所谓故乡,只是一个载体。

归人

郭中一:父亲一生保留着肥西口音,发不出“xi”这个音。“水烧好了,你先洗还是我先洗?”就成了“你先死还是我先死?”从小我填籍贯,都要写安徽合肥。所以我一直知道,我是合肥肥西人。但合肥是什么样子的,我不知道。”

2004年,故乡第一次呈现在郭中一的面前。

彼时,合肥的市区还很小,城市化和工业开发区的脚步尚未迈开大步往前狂奔,让人目眩神迷。彼时,郭中一还是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、美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合肥同乡会新任会长。身为会长,却从未见过故乡,总是有些尴尬。于是郭中一赶紧找机会回来看看。

故乡和郭中一离去时没有什么两样。农田嵌在荒山中。杂树、野草、荆棘,不要说能行车的路,人能走的路也很少。故乡的姑姑说,幼时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,心里狂跳,只敢慢慢后退几十米,然后发足狂奔。几十年后,郭中一沿着同样的小径上山勘查,狼是没有了,却能看到野猪的蹄印。荒景中,“山大王”“人肉包子”这种章回小说里的词竟会跳入郭中一的脑中。回到乡政府时,已是一片漆黑,没有一点灯光。郭中一说,那大概是他出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黑的夜景。

乡长说,真是抱歉,这里还是很落后。教授却回答道,第一,这是我的家乡,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第二,你觉得这是一种缺憾,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处。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,就看你怎么规划了。

彼时,台湾已在流传“萤火虫妈妈”的故事。一个妈妈给孩子解释成语“囊萤映雪”,孩子却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。妈妈突然想起,台湾似乎已经没有萤火虫了,便去问昆虫学家,这是怎么回事儿?学者说,你要有干净的草,要有干净的水,要有没有光污染的天空。于是,这个社区的妈妈们联合在一起,执行以下规定:本区不准再用除草剂;废水不能乱排,基础设施为此而改造;所有路灯全部改装为暗色,紧贴地面不高过膝盖;机动车进入小区必须关灯萤火虫就真的到这个小区来了。原来,萤火虫是个环境指标,台湾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萤火虫繁育。

第一次回乡之行,只是生态农庄的伏笔。2004年,郭中一的人生舞台还在台湾,只是想不到,场景竟会日渐逼仄。这一年,民进党竞选时,竟号召“把外省人都赶到海里去”。“去中国化”已成为台湾的高分贝话语,甚至连名片上的“合肥同乡会会长”,也成了一个问题。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识分子们常感慨,干吗要受这种屈辱呢?

同侪聚在一起,就不禁聊起将来。“中央大学”的李河清教授曾说:“很多老师都在做一个梦。因为对现有居住环境不满,就想去山里找一块地,做自己的社区。我们能不能为自己设计一个无污染的社区?然后,在这个社区里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?”这一倡议很快成为小圈子的共识。

这群所谓的“外省籍”知识分子中,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联系。于是,十几位博士、教授合资,由郭中一夫妇牵头,确定在肥西建设生态农庄,完成晚年的田园梦想。

荒山

庄蕙英: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,生态农业是要扎根的,不会让你一夜致富,要从基础开始,慢慢来。但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。有科学分析说,地球上多一座生态农庄,世界上也就多一个百岁老人。真正做下来,才知道难度有多大。

郭中一的夫人庄蕙英是生态农庄真正的奠基人。2006年夏天,庄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在合肥开始建设。此时,郭中一正在台湾忙于组织“反军购大联盟”的社会运动,直到2009年,终于辞去教职扎根于合肥。

郭氏夫妇在肥西看过很多地方,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。庄园坐落的小团山,在那时只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,连地方官都不建议在此开建庄园。但是庄蕙英坚持租下,“地无不可用。人人以为是荒地,弃之不用,岂不可惜?”

但原始条件的恶劣,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去弥平。因为是荒山,表面的土层非常之薄。庄蕙英记得,最厚的地方仅25公分,不过两本辞典那么厚,几乎不可能种树。于是,为了填土,不得不在山脚下取土,向上填埋,卡车来来回回1000多趟,才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。

荒山里,常会挖到无主的孤坟。庄蕙英说,前后一共挖出47座。每挖一座,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,放一串鞭炮,移葬到统一的地方。在水、电未通的时候,郭夫人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里,伴着孤坟过夜。

一开始,郭氏夫妇的设想是养一大群鸡,在山上养肥再拿到城市去卖。要养鸡,就要盖房子。于是有了第一栋建筑,就是现在农庄的活动中心。因为是生态农庄,杀虫剂和农药是违反原则的。结果到了夏天,窗口扑满了嗷嗷待哺状的蚊虫,让人发愁。怎么办?有人提议种薄荷试试。果然,在房子周围种上各种香草之后,清香弥漫,蚊虫大减。郭氏夫妇再试着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,也防止了虫害。本来只是防虫用的香草,也到了收获季节,能否利用呢?喝茶是一种。不过,饮用的消耗量远没有这么大,郭氏夫妇又琢磨着做香包,提炼精油不过几年,迷迭香、罗勒、薰衣草等已是生态农庄的经济支柱。小团山正式定名为“香草农庄”。

“产业链根本不是一开始规划的那样,其实有点歪打正着。我们只是一个在有机农业的想法下,慢慢推进到现在。” 庄蕙英说,“所以,我们也不知道生态农庄的将来,会是什么样,顺其自然吧。”

小团山的土质为氧化铁,呈褐红色。就肥力而言,非常贫瘠。但郭教授夫妇坚持“生态”的理念,不准用化肥和杀虫剂,哪怕一年没有收成也在所不惜。因此,肥力的改善,只能通过物种的栽种,和天然肥料慢慢推进——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,后天调养就格外重要。四年后,这一工作只是初见成效。

郭中一说,生态农庄的特点,就是早期投入大,收获往往在十年以上,但功效,是重建生态系统。他不喜欢“有机农产品”的标签。因为当下的有机食品生产,在他看来,大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,进行大面积、机械化、流水线作业,收获的是单一农产品。这种方式,对日渐凋零的农村,几无裨益,连就业的增加都很有限。而所谓“生态系统”,是在农庄里建立丰富的物种群。所以,产出和播种轮换出现,农庄几乎没有“农忙”和“农闲”之分。

时至今日,生态系统已初见成效。原来只有荆棘的小团山上,光是鸟就有25种,种下去的植物,更是百种以上。起初取土挖的大坑,积累雨水成塘,没有人管过它们,却不知怎么就有了鱼虾螃蟹来安家。

在这个生态系统中,重构的不仅仅是生物的多样性,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。

山庄里曾养过一只兔子,每天到山里面瞎玩,晚上才回来吃东西,睡觉。有一次,所有人都在电脑前忙,兔子却来蹭蹭这个人的腿,磨磨那个人的鞋子,希望有人关心它,陪它玩。但没人有空搭理它。兔子一怒之下咬断了办公室的电线,然后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,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,眼睛都不抬一下。

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见了。大家都怀疑,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,回大自然去了。这样也好,它有了自己的天地,当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。但过了两周,它回来了,很快又走,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。果然,它再也没回山庄。

又过了很久,一天下午,郭中一和次子延极在桑葚树下散步,突然听到很远的地方,有唰唰的声音,疾速贴着地面传来。不是人的脚步声,也不是风声。是那只兔子,从林子里跑出来,到了离人大约一尺的地方停住。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,它却拒绝,退到相同距离之外。人向前走,它就依着人的速度,默默跟上。就这样,若即若离地走了一个多小时,它才再次消失。

耕读

欧阳洋:在山上,觉得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,听到的声音特别丰富,而且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问我在山上闷不闷,怎么会呢?去年秋天,我真的看到了排成“人”字形的大雁。今年,我的目标是种一亩向日葵。六月的时候你再来,就能看到了。

欧阳洋是郭中一的学生,小团山中英书院目前唯一的记名弟子。事实上,山庄近30名员工,都是书院的学生,也是老师,包括郭教授自己。

山庄践行的,是古已有之的“混龄教学”。子曰,三人行,必有我师。山庄中实行的也是相教互学。如志愿者李卓妮,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,专业花腔女高音,每天都会带着山庄的员工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练和声。她计划五月要在山庄举行一场音乐会。

郭教授也能讲音乐课,很多内容却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闻所未闻。他从毕德哥拉斯的“万物皆数”开始,穿插到《刺客列传》里,高渐离送荆轲时唱出“变徵之声”,第一次出现七声音节,再讲到建筑声学,为什么音乐厅里不能用地毯?因为地毯吸音

郭中一学贯中西,文理兼修,包括建设生态农庄所需的农业知识,基本都源于自学。教育的目的本来就应该是学会学习,热爱学习。但应试教育却背道而驰,为郭深恶痛绝。目睹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荼毒,郭教授下定决心让他们离开体系,在山庄自学。老大延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自学,老二延极则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回家。

离开学校的两年里,延极已经读完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,也学完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。他的生物学水平在山庄已无人能及,大约已达到大学本科,最近正在研究细胞分裂时,蛋白质的若干细节。

事实上,逃离学校的短暂幸福感消失后,延极也曾为这个决定而惶恐。但随着自学内容的深入,他开始越来越觉得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幼稚,因而更坚定了留在山庄的决心。

无论是谁,都会跟记者聊起:“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可学。”譬如山庄工程和物流的负责人曹工,是个17岁就离家的农民工。他第一次拿到山庄的建筑设计图时几乎完全看不懂,“因为和我们的习惯太不一样了,同一个平面居然有好几条水平线。”于是,延极教他怎么用电脑上网,收发邮件,用skype和台湾的设计师语音聊天。为了理解复杂的图样,他开始自学CAD软件。现在,40出头的曹工已拥有自己的博客,并且是山庄网站的维护人员。

至此,生态农庄最初的设想,“无害的社区”和“好的文化氛围”两大目标基本实现。再造生态系统的努力,也在向周边扩散。

2007年,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,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。她发现,教育机会的不公,对农村孩子而言,集中体现在英语上。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,对此自然不在话下。5年来,她辅导了不下百名农村学生,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。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。庄蕙英对此很奇怪,那孩子回答说,英语是最难的,我都能攻克,还有什么学不了呢?

2010年初,郭氏夫妇被评为“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”。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,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,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,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。农村这边,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,一字一句排练纯熟,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,说孩子们唱不了,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。不久,又传来说,还是唱不了,英文再少一些。

终于到了台上,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,字正腔圆、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。郭中一站在一边,潸然泪下。

乡关

史立勇: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,后来到山西上大学,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。在外面时间越长,越想回家。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。我也知道,回去会有很多束缚。真回去了,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。有时候想,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,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。

可惜,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“没有太大追求”的人,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,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。

面对同样的问题,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,才说:“你问我是合肥人,是台湾人,还是哪里人?我回答不出来。小时候,祖籍是什么,我是知道的。那年来的时候,我想像中的合肥,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,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,两岁到台湾,15岁再来合肥。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,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。”

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:“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,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,在武汉,在上海。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。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,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。”

说这些话时,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,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《文心雕龙》。每周六凌晨3点,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,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,卖出农庄的产品。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,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。此时,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,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。

延铎和延极都还没想要离开山庄,“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学”。延极曾经问父亲,自己会不会一辈子待在大陆?

教授回答说:“将来,你可能会去火星工作,在那里定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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